花鸟画是人性化自然的表现，而非自然的摹写，这是对花鸟画的最高要求。观姚大伍的工笔花鸟作品，在一片看似宁静的场景中，蕴含着勃勃生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可谓枝枝有风貌，叶叶有变化。反复揣摩不禁被其作品所蕴含的传统花鸟画精髓及深深的人文气息所感染。

　　姚大伍的工笔花鸟，发展了中国花鸟画宋代以来的崇尚自然，注重写生的风格风貌，从古人作品中汲取营养，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传统艺术的风韵，但是他又能在吸收各家之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和风格面貌。学古而不泥古，尚古而不摹古，作品极富新时代的气息。其巨幅作品《早春三月》作为其近期的代表作，体现了这种与古人“入古出新”的精神风貌。

　　《早春三月》是姚大伍于壬辰（2012年）元月着手创作的，此作纵355厘米，横94厘米，这件恢弘巨制艺术家耗时四个多月才得以完成。画面描绘了江南早春的美景，内容丰富充实，构图疏密有致。画中丛竹茂密繁盛，梅花俏立枝头，或含苞初展，或盛开怒放，喜鹊栖于梅梢，三两成群，生机盎然，一对鸳鸯，或静立蹲踞，或蜷首歇息，活灵活现。鸳鸯的静，喜鹊的动，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更显示出江南早春寓动于静、自然闲适的意境。画家对生活观察细致，艺术概括精炼，构图设计别具匠心，达到了“花能解语鸟能言”的境界。

　　姚大伍在创作这件作品时，曾五次赴江南对景写生、体验在江南情境下的人文精神，并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崇尚自然、注重写生，注重作品人文气息和精神风貌的表达，这是宋人花鸟画的精髓所在。而姚大伍的所做、所绘充分体现出其对传统精髓的继承，其《江南三月》中，做引首回望、振翅欲飞状之单只喜鹊的描绘可见一斑（图1）。

（图1）

（图2）

　　画面中喜鹊堪与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图2）相比：

　　在构图上二者皆采用了传统的折枝花鸟的样式，稳定的画面构图给人一种安定平和又美好欣愉的感觉。《五色鹦鹉图》描绘了一只五彩斑斓的鹦鹉，侧身栖于杏花枝头，神态自然而安详。《早春三月》中的喜鹊，栖于盛开的梅花枝头。喜鹊双爪牢牢抓住梅枝，因喜鹊的重量而使梅枝稍往下倾斜。喜鹊翅膀微张，昂头往上，张嘴鸣叫，神态活泼欢快。从对鸟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宋徽宗的鹦鹉还是姚大伍的喜鹊，它们都是艺术家反复观察和摹写现实鸟类基础上的再创造。五色鹦鹉乃宫廷豢养之鸟，徽宗在处理时，选取鹦鹉侧面像，嘴紧闭，眼睛正面，通过这些方法，塑造出鹦鹉神情安详，乖巧的形象。这既是对自然界珍奇动植物的热情赞美，也侧面反映出徽宗之时的“太平盛世”。姚大伍笔下的喜鹊，选取喜鹊的背面，头部侧向右上方，嘴张开，像是看到上方的景物而发出欢叫之声，眼睛也是望向上方的。整幅画面将野生鸟类的欢快、自然拿捏到位，鸟的形态跃然纸上，生命之气息扩散开来，使人感到无限生机。从此处的以自然写生、表现真实自然的角度来讲，姚大伍继承了宋人的传统，在描绘对象的同时，注重物的本体特征、生命再现，观察自然而不闭门造像，将作品中生物与所处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将自己不同的精神状态通过画面传达出来。

　　从技法角度，姚大伍《早春三月》可与明代院体画家林良的作品一比：

　　《山茶白羽图》（图3）是林良花鸟画作品中极少见的工整艳丽作品，图绘春天山野一隅。画面中心巉岩之上站立一只黑白相间的雄雉，挺胸振翅，姿态优美，羽色鲜亮。雌雉隐藏于下方岩石土坡上，正缩首缓行，毛色褐黄。两雉位置的上下、显隐、毛色的鲜亮、灰暗，即形成对比，又互相辉映使主体雄雉的形象更加突出。巉岩下一对喜鹊，正仰首而视，为山间增加了生意和欢快，同时为上下雉在布局上起衔接作用。这件作品运用工笔重彩画法，精细勾勒轮廓和晕染色彩，尤其是雄雉的羽毛，片片均以细如毫发的淡线勾出，并作深浅的色彩晕染，极富色彩感和质感。岩石则采用写意的方法表现出来，笔墨雄劲而严谨，将巉岩的阴阳向背皆表现出来，极富立体感。同时对岩石写意的处理方法也与对花鸟工笔的处理方法相结合，给画面营造出疏密有致的感觉。

（图3）

（图4）

　　姚大伍《早春三月》鸳鸯与太湖石、丛竹的处理（图4）：在画面中两只鸳鸯，一雄一雌，雄鸳鸯立于画面中，眼睛直视前方，若有所思;雌鸳鸯蜷首于羽间，像是在休憩。艺术家用笔工整细致，将鸳鸯的羽毛刻画细腻而又有质感。一块太湖石在茂密的丛竹中若隐若现，艺术家用大写意的笔法，皴擦出岩石的阴阳和向背，将岩石上的小孔以简练的笔墨皴擦出来，富有质感。翠竹枝叶繁茂，艺术家用细腻的线条勾勒出各个不同面向的竹叶，枝枝有风貌，叶叶有变化。整个画面借鉴传统的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方法，使画面中物的细致真实感与豪放力量感相互结合，相互映衬，形成独特的画面感觉。

　　从整幅画面的丰富性而言，姚大伍则与明代画院另一位代表艺术家吕纪又有一比，在大场景构图中更游刃有余。正如吕纪《榴葵绶鸡图》(图5)将石榴、秋葵、绶带鸟、公鸡等物象错落有致置于画面中一样，姚大伍的《早春三月》(图6)也有机地将喜鹊、丛竹、鸳鸯、太湖石绘制其中，画面构图饱满，疏密有致，极富层次感。

（图5）

（图6）

　　作为新时代的花鸟画家，姚大伍继承了古人花鸟画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有利的营养，并为自己所用，达到与古人相契合的一面。但是，姚大伍在继承古人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创新，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与特色，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达到与古为新的效果。

　　与古人相比，姚大伍的作品更富有时代气息和自然气息。在他笔下的花鸟树木和岩石，皆有生气，其自然之美溢于画面。这种美则是源于艺术家对自然的反复摹写和细心观察体验，通过体验当地的生活，得出与自然环境相契合的人文气息。而这些则是他是古人的不同之处。

　　宋徽宗、林良、吕纪可谓皆是宫廷院体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由于时代及需求的限制因素，作品在表现上，无论从绘画内容还是表现手法皆有迎合他人审美趣味之嫌疑，无论是代表富贵、吉祥等寓意的奇珍异兽，还是工整、富贵的画面处理，都难以抹去附和他人审美的时代印记。

　　区别于古人之作品，姚大伍的作品在传承古人诸多创作方法的同时，更富有新时代的创新与特色。

　　首先，姚大伍的作品，在画面色调处理上不同于传统花鸟画家。他不采用鲜艳明快、富丽堂皇的暖色调，而是以冷色调为主，营造出一种静谧、闲淡的意境。这较之宫廷绘画的富丽堂皇，他的作品则显得更加淡雅和闲适，更有“野逸”之气。同样是描摹自然，姚大伍笔下的花鸟树木丛竹和岩石，更贴近于真正的自然，而非园林布景的感觉，给人一种自由、本真的体验。他对自然的摹写，不仅仅限于追求“形似”，更是追求形与精神内核的契合和统一。

　　其次，在姚大伍的笔下，每件作品皆是原生态的自然再现，他没有给画面营造政治内涵和寓意语境。例如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对五色鹦鹉安详神态的描绘，史籍载，画面被赋予画家对国家“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理想。吕纪笔下的《榴葵绶鸡图》则更直接寓意出美好的理想和祝愿之意，石榴、秋葵、绶带鸟、公鸡，都被寄寓了吉祥富贵之意。石榴和秋葵均属五瑞，石榴还隐喻多子之福;绶带鸟象征长寿、鸡则兼备文、武、勇、仁、信五德。吕纪将这些事物组合在一起，表现出其作品对世俗追求和审美品味的迎合。

　　反观姚大伍的作品，其作品则更重视绘画本体的表现，追求画面的美感的同时注重自己思想及人文精神的传达，在绘画创作中，秉持艺术本色，将来源于生活的“真”，化为艺术性的“美”。例如，姚大伍的小品《水仙》(图7)，绘制的是文人雅士所钟爱之物。为了营造画面中水仙的美，姚大伍养殖水仙于案头，天天临之写生，细致观察水仙的生长状态和生命周期。细细品味，我们会发现姚大伍笔下的水仙比真实的水仙更美。因为他融合了水仙各个阶段最美的瞬间，将之有机结合绘于纸面，从而达到画面最美的效果。摄像术发明以来，绘画在真实再现物象上曾受到冲击，然绘画艺术至今仍流传且深受人们喜爱，则源于它对物象艺术性真实的再现，而这点恰是姚大伍绘画中最难能可贵之处。

（图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姚大伍在花鸟画的创作上，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沿袭，又有自己的再创造，从而达到与古人“入古出新”的艺术境界。他努力追求的艺术创作方向，必将是当今中国花鸟画坛的发展趋势，在传承传统精髓的同时，也为中国花鸟画的创作注入新鲜的血液。

　　姚大伍中国画艺术的新地标！

　　蔺道军：艺术品投资专家、书画批评家、策展人